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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《向阳·花》：当善意遇上刻板印象，一部被争议缠绕的女性电影
“妈给你买个耳朵。”高月香这句朴实到令人心碎的台词，本该成为今年银幕上最打动人心的母亲宣言。但当她真的为了给失聪女儿买人工耳蜗去犯罪时，整个故事开始朝着令人不安的方向滑落——这不是因为题材敏感，而是导演似乎更热衷于用苦难来制造戏剧冲突，而非真正走进这些女性的内心世界。

《向阳·花》在清明档拿下票房亚军的位置，却在评分上垫底，这种分裂的表现本身就很有意思。中国人民大学犯罪心理学副教授谢丽丽给影片主题打了9分，但对呈现方式只给了3分，这种悬殊差距道出了问题的核心：导演王晶（不是香港那位）选择了一个极具社会价值的题材，却在执行过程中暴露出对女性处境的想象多过理解的尴尬。
黑妹这个角色算是影片少有的亮点。这个被拐卖进盗窃团伙的姑娘，在监狱里学会用暴力保护自己，出狱后面对社会的白眼时那种混不吝的劲儿，确实能让观众看到底层女性的生存智慧。她偷超市临期食品时的熟练，找工作被拒后的麻木，都透着令人信服的生活质感。但这样的闪光时刻太少了，更多时候电影在重复我们对”底层女性”的刻板想象——要么是圣母般的牺牲者，要么是自暴自弃的堕落者。

高月香的角色塑造简直是一场灾难。为了女儿犯罪这个设定本身没问题，但导演非要让她在出狱后继续演绎”悲情母亲”的戏码。最离谱的是那段超市偷窃戏——明明已经刑满释放，明明有更合理的解决途径，编剧却非要让她重操旧业，就为了让黑妹有机会上演”浪子回头”的戏码。这种为冲突而冲突的安排，让本应动人的母爱变成了对苦难的消费。
邓管教这个角色更是理想化到失真。现实中的监狱管教真会如此无微不至地关心每一个刑释人员？还自掏腰包帮她们租房子？这种设计暴露了男性导演对体制的天真想象——他们既不了解监狱系统的运作机制，也不明白真正的帮扶需要制度性支持而非个人英雄主义。

影片对犯罪心理矫治的描写简直像在走过场。一个因女儿犯罪入狱的母亲，出狱后最迫切的应该是重建亲子关系，但电影里高月香和女儿的互动少得可怜。倒是那些刻意安排的”社会歧视”戏码一场接一场，仿佛刑释人员回归社会要面临的只有超市保安的白眼和房东的拒绝。这种简化处理让本该厚重的社会议题变成了廉价的苦情戏。
“虽然我们命贱”这句结尾台词彻底暴露了创作者的傲慢。真正在底层挣扎的人从不会这样定义自己，这是知识分子想象中的”底层自白”。就像谢丽丽副教授说的，创作者显然没有真正理解和拥抱这个群体，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中产视角想象苦难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《向阳·花》引发的争议本身就有价值。至少它让我们开始讨论：影视作品该如何呈现女性犯罪者这个特殊群体？当高月香在超市货架前颤抖着手偷窃时，观众应该看到的是制度性救助缺失，还是个人道德沦丧？电影给出了过于简单的答案，但生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。
值得玩味的是同期另外两部现实题材影片《我的姐姐》和《第十一回》都获得了更好口碑。对比之下能清楚看到，《向阳·花》缺的不是社会关怀，而是对复杂人性的基本尊重。女性题材电影不需要救世主般的男性导演来”代言”，她们需要的是被如实看见——包括她们的软弱与坚强，自私与伟大。

影片最后那个”向阳花开”的意象本可以很动人，但当它建立在对女性苦难的消费之上时，所有的光明都显得虚伪。我们不需要更多披着女性主义外衣的苦情戏，需要的是真正平视的、有生活质感的叙述。就像黑妹在菜市场顺手牵羊的那颗苹果，好的现实主义电影应该让观众尝到人物命运的真实滋味，而不是被塞满一嘴人工糖精般的廉价感动。